2006/08/18 | 巨大选题资源库有待开启：关怀旧书、重印旧书
类别(出版要览) | 评论(0) | 阅读(43) | 发表于 22:37
汪家熔  来源：中国出版
作为文化载体的图书的出现，是人类文明进化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标志着文明传递不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因而极大地加快了文明发展的进程。
一、重视历史文化遗产
一个民族，其文化只能从原有基础，即历史基础上的延续活动才能谈得上长远的发展。这种延续以多个方面和多种形态进行：有高深的理论，有通俗的谚语；有肃穆的礼仪，有固守的习俗；有千锤百炼的文学作品，有随口哼唱的情歌小调。有留于书面的，有仅在口头流传的。不论书面或仅口头，他们在历史长河中都在变化。口头流传的，只能从现在的形态中捉摸以前的形态。作为书面文化，除了不断产生新的外，旧的还完整保存着，这就是旧书。由于以前图书的保存，使历史研究有着可靠的材料；而且也可供一般阅读，扩展读者的眼光。这就是口语不可及、文字成为书籍后特有的功能："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
在印刷术进入出版领域后，因为纸张的不耐久和战乱等损失，历代都有旧书重印。但这种重印是很少的。进入近代后，由于出版方式的改变，重印成为不难的事，很多原来已很珍稀的书因此而得以再生，化身千百，广为流传。在近代，出版与古代有很大不同，出版事业中商业化程度大幅提高，出版商为求生存，就拼命寻找选题，抢夺市场份额。一个选题有两个不确定因素：作者能否胜任，出版后有无销路。而且不论销路好坏，都需要付稿酬。所以，从旧书中寻找选题，不失为一个可取的好方法：一堆现存的书在你面前，完全可以慢慢研究其中哪本最好，有无销路。而且选定了不用付稿费，成本低，好销利润又有保证。所以每当新书出版有一定时期后，就有旧书重印活动，"调剂读者口味"。建国后由于计划经济的影响，重印建国前旧书很少；但近20年间，建国以前的旧书重印也极罕见，其中原因值得探讨，至少这可能是值得改进的。这是问题之一。
第二，老出版人胡道静2000年为《中国出版史料》作序时说："我国近现代的社会变革，经济发展，文化活跃，无一不是由于广泛流传的新兴出版物所引起与促成"。(刊于该史料集各卷卷端)从1840年到1949年的109年间，新出版对我国社会的变革起了很大作用，这些既是我国的历史，更是我国的文化。而且由于清政府虽有一些禁令而无人执行，其中晚清部分的书、刊、报毫无疑问大多数是进步、推动社会的。民国期间，国民党执政后有过"文化围剿"，书、报、刊中有着对立，然而主流是进步、革命的。这些中的极少数建国后被重印了，其余对今天的读者都极生疏，很少被利用，实在是文化资源的极大浪费。
第三，还有个很严重的问题：晚清和民国间出版的"新兴出版物"却不能再放20年30年了。因为当时社会经济落后，加以传统手工纸完全无法供应，"新兴出版物"完全用西方印报纸用的"新闻纸"印书。新闻纸含有大量化解木材纤维的酸没经过漂洗，或者漂白纸浆用的碱没有漂净，所以很快就会变黄——老化。甚至还有用更价廉而非常脆的有光纸印书。而报纸，读者看过就扔掉，不怕。西方印书用我们称之为"书籍纸"——已经将酸碱漂净的中性纸印。
这些书、报、刊现在已经到了他们寿命的尽头。如果你到资深图书馆的报刊阅览室，可以见到每天桌子边扫出的发黄的纸屑，——旧报从四周逐渐向里面老化发脆，所以一翻就掉渣。书籍因为当时减低造货成本，都用"三眼钉"或"铁丝钉"。三眼钉一翻线就断了，书页散开，还可以；铁丝钉一翻书页马上从订口处断裂。
二、待保护出版物数量庞大
近代的"新兴出版物"大概从1896年至1949年，约有50余年，积累的数量没有准确统计。
书籍 1961年文化部出版局发起，得到上海市出版局支持，由文化部版本图书馆和上海市出版文献资料辑所共30多位先生，以上海图书藏书为基础，着手编制卡片。经过8年努力，获得实存12万5千种"洋装书"的卡片。因为"文革"和从便利核实的角度，编辑工作由北京图书馆完成，即《民国时期总书目》，共实见图书12．4万种。外加补编的实见中小学教科书4500种。儿童读物收集难，没有编目。这13万种书只有极少一部分用道林纸，一些书籍纸外，其余难以保存的相当多，似宜设法延长其生命。这仅是1912—1949的38年出物。从1896至1911年的"新兴"书籍没有统计；这些书籍因为大都用手工纸，保存问题不太大。
期刊。仅仅上世纪60年代初编纂的全国联目录就有2万余种。因为是从各图书馆藏品获得的数据，所以是个内容上中间性刊物的记录。缺各根据地的刊物和在白区难以公开传布的；另一头更缺反动的，这和编联合目录的指导思想有关。该联合目录1981年修订时虽将红色尽量补上，数量没有大的变化。
报纸。各经济稍发达的县以往都有报纸，而有图书馆的极少，所以难以收集。在国家图书馆所存的建国前中文报仅1600种。
三、仅九牛一毛获得再生
这些旧书收藏在几个资深图书馆。有眼光的旧书店，像上海的上海书店和北京的中国书店，"压库书"里也不乏有价值的建国前旧书。但是，受经济条件所限，现有保藏条件并不能遏制书报的继续老化，所以要别谋他法。
古代称翻印旧书叫"为古人续命"。这些书保存的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复制，——用中性纸重新印刷出版一次。近几十年有些这类活动，但因为都从经营目的出发，数量极小：
报纸。"文革"前文化部出版局组织过印旧报。先印《解放日报》等几种。《申报》也在其中，因为数量大，调集难度大，"文革"后才印成。《大公报》、《新闻报》、《中央日报》等几种组织过重印。其余文化部图书馆局在1983年曾经组织各图书馆合作用胶卷做过缩微。但事情非常复杂，开始后继续的难度很大。
《申报》l872年创刊后基本没间断。原来全国没有一份完整的藏报，人们很难利用。组织重印后成为获得历史材料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影印《申报》到了几乎没有一分钟没有人在翻阅的地步。
期刊。2万余种期刊，除人民出版社曾影印过一二十种进步期刊，上海书店影印过(《东方杂志》、《良友画报》和"四大小说期刊"等等，但与总量相比只能说如九牛一毛。
书籍。除1954年规划时有一条"适当重印"，三联曾印过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等几种外，后来没有继续。
台湾在上世纪60—70年代经济发展，因为台湾缺少大陆1949年前的书，出版界曾大量借用东迁学校图书影印过大陆1949年前图书以救书荒。用整套发行的办法，获得成功。"文革"后，上海书店在复旦大学帮助下编印《民国丛书》，重印今天还有流通价值的民国时期著作。按辑编印发行，出了3辑。《民国丛书》用按辑发行的办法，只适合综合性大学图书馆，买者寥寥。原有综合性大学藏书有底子，再买整套有大量重复。重复几本书钱不多，但编目工作的费用太大，所以不要。个人想买其中用得着的，又不单卖。发行困难，难以为继，就偃旗息鼓。
商务、开明有几本书"文革"后被印。总的影印品种很少。有些书重复影印。如商务的《中国文化史丛书》，有几家印过。世界书局的排印古籍被重印过。
四、一箭双雕另辟蹊径选印旧书
我们的前辈为图新兴书籍能价廉，省下的钱将要由我们今天买单。整整50年出版的书!这就是重印旧书最重要的一点。——为了民族文化的延续，无论多穷，这个单也一定要买。
虽然这件事属于公共领域，但是我们国家还不富裕百业待发展，处处要钱。出版界首当其冲，义不容辞，分担这重任。但出版业正处在转换体制之时，实力有限。就两全而言，细水长流，出版界结合市场，每年选印一定量市场看好的旧书，再选印一定量场不看好而保存价值大的旧书。后者建议从出版业积累的出发展基金中每年适当提取一部分作为补偿。但这部分不直接给出版者，而是以微利收购发交一定图书馆收藏，起到保存和利用的双重目的。随着国家经济实力增长，后者每年增多，花二三十年，能逐渐将值得保存的全部重印新生，延续他们的生命。
出版现在竞争激烈，中心自然是选题。选题之难在于选择的作者对选题是否胜任愉快。写作本是种积累，当积累到非吐不可而写，必能写出水平。当写作者奉题策划者之命，虽然是熟知题目，往有尚待深究的软肋。其次，销售难以预测。现在有些实力弱的社，没有经验丰富和交往广的选题策划人，难以在市场上找出原创性选题和合适作者，选题脱不开前人窠臼，稿子没有新意。所以干脆以"合作出版"避开风险。但"合作出版"可以兴于一时，因为没有自己的选题，决不能使自己获得发展，与办出版事业的宗旨是相悖的。
与其在市场中常不能占先着，不如另辟蹊径选印旧书，可收一箭双雕之：既解决自身选题，又为前人著作续命，抢救了文化。何乐而不为。
前面已提及，解放前半个世纪，出版了大量书、报、刊，有实物在的占大多数。只要以历史虚无主义看待，如果有1％与今天适宜，可以考虑重新出版，数字就相当可观，必定比10位资深策划者能提出的多。有很多学术著作，或许观点已旧，但材料仍然是可以参考的。有些本身已没有太大的学术价值，但对研究专门史仍然是有用的。比如，我们已没有必要从夏曾佑没有写完的《中国古代史》那儿读史了；但它是我国新体通史第一书，从史学史的角度就值得，用小胶印印1000册，成本极低，历史系学生定买。说到史学史，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也是学生爱读的，多少年没印过。譬如，人们爱看金庸，近30年了，不妨读者换换口味，重印晚清学者俞樾作序和改写第一回的《七侠五义》这本已经60年没有印过的书。那书肯定没有金庸小说中狭隘的门派斗争；历史知识也要比戏说乾隆真100倍。类似等等。
总的当然要作个规划。但个别出版社只要买一套《民国时期总书目》即可按图索骥量力而行。
出版管理部门如果能在政策上鼓励，如书号上扶持，更好。
当然，在做此事时，1，不能忘了出版的基本导向。2，不能忘了著作权。3，我们要尊重历史，尊重前人，不要乱改动。见到今年1月出版的3部旧课本，甚至叶圣老编写的一部都大加删削而不加说明；其他两部连书名、出版年都乱说一起。这做法不足为训。4，吸收新的成果。有些书建国后或原作者，或其他学者进行过加工整理，这些成果最好能吸，使重印书尽善尽美。如1937年商务出版的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水平非常高。他在抗日战争中参加游击队牺牲了。建国王重民先生对之进行了补正。但开放后姚著不于有5家重印，却都没有将王先生的成果吸收。另外，姚名达还有《中国目录学年表》，是《史》的准备材料，他的《史》能60多年后被大家重印，就在于他的先期成果，也是现在研究目录学史必要的，但谁都没注意。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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